2013-3-18 15:52 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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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可以发现庙底沟类型鸟纹由写实向火纹、弧边三角纹演化的痕迹（图四）：其第1、2、3个鸟纹还处于写实状态；第4个鸟纹已开始抽象化了，表示鸟身的三条弧线象征心宿三星，表示鸟头的圆点象征心宿二，但鸟的形象还比较明显；第5个鸟纹则既不象鸟，也不象火纹。第4、5两个鸟纹都说明先民们在考虑怎样用鸟的形象来表示心宿三星还处于探索状态，没有找到能够将二者衔接起来的形象和纹样。第6、7两个鸟纹则是直接用火纹来代替鸟纹，但将火纹中间的一个尖角画成圆点表示鸟头，第7个鸟纹还将鸟头画成侧视的样子，怕人不明白，就在火纹下画三条短竖线表示此鸟象征心宿三星，三足乌的形象便从此产生。
甘肃庙底沟类型的两个鸟纹处于黄河中游庙底沟类型鸟纹演化的成熟时期，二者可能有直接的传承关系。庙底沟类型的鸟纹，无论关中还是甘肃，它们都是象征心宿三星，是心宿三星的意象化表达。
图六，马家窑文化鸟体的变化（1-4，石岭下类型；5-9，马家窑类型）
再看王仁湘先生所排马家窑文化石岭下类型、马家窑类型鸟纹演变规律（图六）：早期虽然较为抽象，但还看得出鸟形，后期却成了镶边的三角形，最后一个弧边三角形三个角上仍然各有一个圆点。太阳跟三角形有什么关系呢？太阳怎么会有或者变成三颗星呢？回头看三足乌，其实它们也是火纹的形状，陆思贤先生就将张朋川所排庙底沟类型鸟纹演变图（图七）早期纹样称为火纹、火焰状纹饰——而且可以看出，地纹加中心圆点，就构成鸟的头部（庙底沟类型鸟纹演变的另一种趋向是阴阳两仪太极图式，寓意阴阳，仍然与表达天文历法内涵相关）。
图七庙底沟类型鸟纹演变推测图（张朋川）
火纹在中国史前至历史时期是一种分布很广、延续时间很长的符号，其含义是明确的，即代表或象征心宿三星、大火星。通过对庙底沟类型和马家窑文化鸟纹演变规律的分析、对比，我们得知其彩陶纹饰中的鸟纹是心宿三星（或大火星）的物象，所以它们可以被画成三角形、弧边三角形、三足乌（三足乌为太阳鸟可能始于秦汉人对远古图象和传说的误解）……
“鸟龙”纹彩陶上的龙纹表达什么意思呢？
明确的典型的龙纹在仰韶文化中还没有见到过报道，只是内蒙古清水河曾出土庙底沟类型的夯土鱼龙。根据笔者对史前考古学文化和史前纹饰的研究、分析，认为半坡类型不会有龙纹或者不可能把龙作为崇拜物，而庙底沟类型应该是有龙崇拜现象的。我曾经判断庙底沟类型其发生期都可能发现龙崇拜现象，可以早到北橄时期（距今6500～6000年），虽然在核心地区从未见报道。现在庙底沟类型“鸟龙”纹彩陶钵的发现，可以说基本证实笔者的判断和认识——仅仅是年代还没有达到那么早。
仰韶文化龙纹图象与东宫苍龙的联系，冯时先生在《河南濮阳西水坡45号墓的天文学研究》中已经论及。鸟龙结合对于庙底沟类型来说是可能的甚至很自然，因为鸟是心宿三星的物象，龙即东宫七宿的物象，鸟龙口部前面的圆点不当表示太阳，而应该表示心宿二（强调作为授时主星的龙心、龙珠），两条鸟龙纹分布器身一周即寓意东宫七宿和心宿的周天视运动图像，是庙底沟类型天文崇拜和使用火历的标志。
火历是以大火星（心宿三星、心宿二）作为主要授时星象的一种农事历，1980年代以来，庞朴先生等多次撰文论述。庙底沟类型等史前文化中存在的鸟纹、火纹是对以“火纪时”（《左传•襄公九年》）历法和“火正”（《左传•昭公二十九年》）等文献资料的有力证明。
“鸟龙”纹彩陶钵口沿纹饰的寓意和内涵表达应该与“鸟龙”纹为同一知识体系或者密切相关。笔者的认识和理解是：口沿四组纹饰呈四方位分布寓意一年四时八节，斜三角纹也寓意心宿三星，四组短线纹两两一组可寓意四象八卦、四时八节，其中一组为三条短线并且多出的一条明显在端头有斜向三角或者钩状绘画，可能表示火历一年开始的时间即春分。口沿的四个圆点纹也应该表示心宿二的周天视运动（图八），而不当表示太阳（也许可以寓意太阳，但至少目前没有证据证明它寓意太阳）。
用图形、图象结合数量关系表情达意、记载和传播文化、文明，是新石器时代至今一直存在的文化现象，尤其在先秦及史前时代，没有文字或者文字表达方式还不成熟、不方便，象意（即以图象表达意思）、象数（即图形、图象与数量相结合）方式是古人习惯和熟悉的表达与传播方式。至今我们在男女厕所门上画男女头像或者画烟斗与高跟鞋，常常用56个图形、器物寓意五十六个民族等等都是这种表达方式的遗孓。
彩陶钵鸟龙纹下有一周弦纹，其作用主要是对绘画龙纹的区间进行规划。据李宝宗先生说，彩陶钵口沿内还紧靠一周黑色弦纹，我以为这道刻意画出的弦纹应该表示心宿三星及二十八宿周天视运动轨迹。
庙底沟类型鸟龙纹彩陶钵的存在对《“炎黄大战”的考古学研究》所持一些重要观点和认识是一种有力的支持和佐证，即它与“炎黄”传说历史和“炎黄大战”的论证有关，对传说时代历史研究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和意义（但不是李宝宗先生所论“炎黄两大部族融合的物证”），因为涉及到广阔的考古学和史前文化背景以及对它们的理解和认识，篇幅所限，这里不再赘述，请读者参考《“炎黄大战”的考古学研究》和《渭南史家墓地的新认识》。
201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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