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苇：百年电影梦未竟《有 良品·大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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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苇：百年电影梦未竟
文：刘丽霞 图：MR.HU
2013-01-06 14:28:14

梧桐行道树连片结群，秋日的阳光从梧桐叶子里斑驳的铺向地面，这是西安人熟悉的一条道路 ，因西影厂设址于此而被命名为西影路，几十年来，多少人从这里经过，似乎并未与那个充满传奇的电影制造梦有什么关联。在一片梧桐树的背后转过一个寻常院落，就进入了西影厂的家属院。

这是秋天的西影厂家属院，老老的大树下有人和小摊贩交易着，几片黄叶子落下，更多添了几分浓郁的生活气息。当我走进这里，脑中一直回想着某个老电影中的镜头，影像与现实百年间的穿越，竟是如此无声无息。

一栋老的80年代风格的家属楼，我们循着楼梯进去了，敲门人未在。一会听到楼道里哼着民歌的声音穿透上来，同行者篆刻家钟镝说，这是芦苇老师来了。果然一个高大身影出现，笑着开门，招呼我们进去。

2013-3-26 17:32 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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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要最大程度的传承文化”
芦苇的家显然不是寻常住家，满屋摆满了他的摄影作品，连地上都堆放着相框，茶几上堆满了书和打印稿。那套一套老音箱旁边摆满了CD，直到地面上。

对刚刚芦苇哼的歌曲有了兴趣，话题便从那喜气洋洋的民歌聊了起来。兴起的芦苇，邀请我们听他最近的心头好——漫瀚调，来自内蒙河套地区的当地民歌。一套老音箱，一张CD，高亢的民歌瞬时充斥满了整个房间。嘹亮而空旷的慢瀚调，对于初听的我们是新鲜，坐在对面的芦苇显然已有些沉醉。已经沉浸在音乐中的芦苇让我们也听听听同一首歌的其他几个版本，并引导我们赏析其中微妙区别，连同又对比起跟陕北民歌、青海花儿这些民歌形式的区别。听到兴致高企时的芦苇突然提起了电影的事——“最近我正在着手把漫瀚调放在刚刚写的一个电影剧本里。”

屋子里还回荡着慢瀚调，芦苇又带我们进入了一个秘密基地——一个完全收藏音乐 CD和影碟的房间。打开一扇扇木柜的背后，分门别类地摆放着他的精神世界。在你以为他只是中国民乐通、戏曲迷时，他柜中那些十八世纪前宗教音乐、十八世纪后宗教音乐、经典交响现场……各类世界音乐形式又在告诉你还有你不了解的芦苇。

“这都是我专门去各地搜寻的。” 芦苇还不无得意地透露着“赵季平也得经常找我借音乐资料”。

“以您对音乐的功底和钻研，您以后会在这上面所作为——比如说出书或者授课么？”我们又问道，“我想的还是要用在电影里中去。我始终认为，电影要最大程度的传承文化。”他不假思索地回答。

“你们看，这就是当年给《霸王别姬》做编剧时赚的稿费买的，3万块。当时很贵了，哈哈。”他指着那套正还在播放着民歌的老音响说。

作为一生致力电影的芦苇，显然不愿把他钟爱的那些音乐用作他途，而电影本身更是他研究音乐的初始动力。 传承与文化，构成了他电影的脉络，而那些关于音乐独到而深刻的见解，似乎只是为了那一出出画面更耐人寻味。我突然就理解了《霸王别姬》中京戏和昆曲的惊艳，理解了《活着》里陕西老腔的横空出世。这些正是芦苇的心力所在，他的热爱他扎实的音乐研究，他目前以及即将所致力的，都会满当当地放进电影的灵魂中去。

而民歌，或者深厚的传统文化，就像是黑暗中的一点光亮，簌地一下，所有蠢蠢欲动的构思便能在瞬间点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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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鹿原》是中国土地的抗争”
熟悉芦苇的人都知道，每谈电影，他必谈类型片。芦苇的观点是，电影人要搞清楚你拍的是什么类型片，你这个电影基本就不会出大错。

这次的约谈，恰是在电影《白鹿原》放映后不久，本是个巧合，知道芦苇在媒体上声明过“王全安的《白鹿原》跟我没有什么关系”，我们也不打算谈论《白鹿原》。倒是到他家中时，纷乱的茶几上赫然放着一个打印剧本，上面特别有钢笔字备注“这是王全安的白鹿原编剧版本”。

我们依然不愿贸然提起这桩事，倒是芦苇老师自己自己坦荡，谈开来：“王全安没搞清楚《白鹿原》到底要讲什么！到底他还是没搞清楚类型片。事实上，《白鹿原》就是中国土地的抗争。”“这是在旧秩序解体期，中国乡土上的人们对变革的茫然困惑和抗争。电影却被拍成了一个女人的艳情故事。其实这个电影并不是不可以从一个女人的角度去拍，但不是他的这种拍法”。

芦苇显然对《白鹿原》心结难了。“我4年写了7稿，王全安16天2稿就开拍了”。我们说起“可您的《霸王别姬》也就写到第2稿，陈凯歌就叫好叫开拍了”，他摇摇头答道：“《白鹿原》不一样，这个难，不花时间写不好”。“剧本改了，初衷改了，王全安让我做第二编剧，我最终拒绝了，要求他在编剧一栏删掉我的名字。”“电影《白鹿原》的问题是否跟先行的审查制度有关么？”我们又问道，“没什么关系，《霸王别姬》也是敏感题材。”在围绕《白鹿原》的话题上，芦苇似是越说越有痛心疾首之势。

“导演们当了商人，就没办法拍片了。”他依旧忿忿不平地说着当下电影的现状。“王全安在《白鹿原》里兼任出品人、导演、制片人、编剧四大角色，他要找钱，还要拍片，怎么专心拍好片子。”“凯歌的变化，也是从他注册公司当老板的那一天就开始了。连我最近在北京接触到的一个非常受瞩目的年青新锐导演也当了老板。”

“如果《白鹿原》和另一部《岁月如织》拍了，拍好了，中国百年农村史也就算是交代完了。”这样一个定性，我们也被震撼了一下，同时又不无感同身受的感觉到了一种深深的失落感。《白鹿原》无论失败与否，近年是不可能再拍了，而另一部根据《农民日记》改编的《岁月如织》什么时候能拍还是另说。一个对中国电影真正怀有深沉情怀的人，一个已经站在中国电影巅峰上的人，依然有梦未竟，依然有志未酬。与芦苇一样，一种无力感也涌上心头，当下中国电影市场看似繁荣一片，然而在当前这种商业化语境中，这个需要合作的行业，以芦苇一己之力，也无法去支撑一个真正好电影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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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电影，你不能去居高临下”
话题切到了从西安走出去的电影人，张艺谋、顾长卫、何平等。芦苇显然极其欣赏张艺谋，“艺谋对电影的理解，一般人无法企及”。正如有评论家所说的那样：作为和新中国电影几乎同时诞生的张艺谋，没有遇到电影的话，可能最后在西安梆子寺街开一家照相馆或者是当个业余摄像家，因为这是他当年的梦想。”

“顾长卫，可以说骨子里是一个冰冷的人。”“大家比较推崇的《立春》这个电影，我就不喜欢，顾长卫用居高临下的姿态拍了这个片子。”

“每个人都会有问题，程蝶衣也是一个心理有问题的人，但是你不能去居高临下，他有非常美的一面，他对戏剧是一种痴迷，甚至投入了整个人生进去，这种痴迷产生出美，美得纯粹、极致。《立春》里的几个角色，同样是痴迷，而顾长卫对他电影里的角色用了一种丑化的方式去表达，其实这是他的居高临下，任何人在追求自己梦想的时候，他都是闪着光的，都是美的。首先，你要去尊重你的角色。”

谈起程蝶衣，顺带问询了张国荣彼时的演戏状态。“张国荣很投入，有着香港演员一贯的职业性。”“他在去世的前三个月给我打过一个电话，让我帮他写一个剧本，后来在讨论过程中搁浅了，完全没想到三个月后他突然结束了生命”。说到这里，芦苇有些走神。

我想起了曾见过的一张照片，张国荣眼睛明亮，带着略显忧伤的微笑，站在芦苇旁边。二人眉眼里竟有几分神似，这神似，是君子之交的默契，也是才子间的惺惺相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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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读通了，写剧本就容易了”
作为老朋友，在座的篆刻家钟镝提起读书会的事。芦苇嘴角一笑，谈起1974年到1976年一个秘密读书会的故事。

“那时候加入读书会，是为了思想找出口，当时整个社会都要学毛选，但我们为什么都要去学这个？得搞清楚这回事，于是我们决定去找到毛选的根源，所以大家聚在一起读书、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研究各种哲学思潮。”“当然，这是个秘密的组织，入会也是相当严格的，需要被引进，还需要交论文，我还记得我当时交上去的那篇论文正是对费尔巴哈那篇《黑格尔的哲学批判》的观点。”

在那样一个年代里，这样的思想觉醒是难得的，也是冒险的。而一群青年觉得自己有必要在那个思想禁锢的时代去敲开一扇门，当然后来读书会的这些人都各有成就。而芦苇在从事电影创作的道路上，一路走到了山顶。

“哲学读通了后，写电影剧本就容易了。”“为什么我总强调类型片，类型片就是你要把电影搞清楚了搞通了，哲学就是疏通你的思维。”

“中国是一个非宗教文化的国家，一直以来是一种实用主义文化、实用主义道德观，所以在思想找不到出路时，又在政治实用主义的引导下，就容易产生暴力。”

对芦苇的访谈，好似一个深矿，你无法判定还能从他身上挖掘出什么。包括在访谈时，我们的眼光始总会落到那些满墙满地的摄影作品上，那些摄影作品里充满了油画感，色彩浓厚饱满，而那些光影的运用又仿佛电影摄影的灵感在其间。好奇问起时，他轻描淡写的一句“我从前学过一段时间油画”。

其实我隐掉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关于中国电影的未来，或者芦苇老师的电影梦想。
可能我们面临着一个极不确定的时代，电影表现得极为突出。商业化、大制作、热钱不涌入……在电影的商业属性异常极端化的年代，主导电影品质的核心因素——剧本或者编剧如何引导叙事方向，大概是我们最为担忧的问题。但是谁也知道，我们曾经经历了中国电影最辉煌的一个时代，再也没有像《活着》或《霸王别姬》那样纯粹和勇敢的电影，如此沉溺于深沉而严峻的现实生活，如此华美而宏大的故事。

秋日的西影厂在太阳西沉时刻，窗外的天空、黄叶仿佛也被油画上了深沉的色彩，暮色已经来临，茶过了几旬，话深了几分，从电影里来、又到电影里去。只是这番访谈，如这暮色四合的秋日，多少沉重了心情，那个一生执于电影的人，将梦竟何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