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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长安布衣 于 2012-12-21 10:11 编辑
外城东门:体量巨大、结构复杂、筑建技术先进
2012年5至11月,为了解决石峁城址的年代问题及进一步了解城址布局及功能区,我们重点发掘了外城北部的一座城门遗址。
石峁城址外城东门位于外城东北部,门道为东北向,由“外瓮城”、两座包石夯土墩台、曲尺形“内瓮城”、“门塾”等部分组成,这些设施以宽约9米的“『”形门道连接,总面积约2500余平方米。从地势上来看,外城东门址位于遗址区域内最高处,地势开阔,位置险要。
东门址门道内揭露出上、下两层地面,上层地面及其上层堆积内出土的遗物较为丰富,可见主要陶器有细绳纹高领鬲、方格纹单把鬲、花边鬲和宽流鬶、篮纹折肩罐等;下层地面上多见一些绳纹和篮纹陶片,数量略少,陶器主要为鬲和罐两类。上、下两层出土陶器在器形、器类和纹饰方面具有较为明显的差异,分别我国北方地区常见的夏时期和龙山晚期遗存。因此,石峁东门址乃至石峁石城的年代当在龙山晚期至夏代早期阶段。
“外瓮城”平面呈U形,将门道完全遮蔽,但与门道入口处的两座墩台之间并未完全连接,南北两端留有通道。南北向石墙长约21、宽2.3米,南、北端石墙较短,与南北向石墙垂直,北墙长约8米,南墙损毁、残长约3米,两端石墙均宽3米左右。发掘表明,外瓮城在早期石墙倒塌之后进行过重建,晚期在其东南角处新建了一座石砌方形房址。本次发掘所获玉铲和玉璜均出土于外瓮城早期石墙北端的倒塌墙体和倒塌堆积中,其中两件玉铲出土于北端东西向短墙向北倒塌的墙体内,东西间隔约2米,东侧玉铲平置于石块错缝之间,石块间还有少许草拌泥。南端墙体的倒塌堆积中发现阴刻石雕人头像残块。
夯土墩台以门道为界对称建置于南北两侧,形制相似,均为长方形,外边以石块包砌,墩台内为夯打密实的夯土,条块清晰、夯层明显、土质坚硬。夯台外围包砌一周石墙(暂称“主墙”),主墙墙体上发现一些排列有序的孔洞,其内见圆形朽木痕迹,这些朽木嵌入石墙内部,周围敷以草拌泥加固。在墩台外侧即朝向城外的一侧墙体外围还有一层石墙,紧贴主墙,将墩台东侧墙体以及东部两拐角完全包砌(暂名“护墙”)。护墙之下有一道宽1.2~1.5米与墙体走向一致的石块平砌长方形平面,形似“散水”。墩台朝向门道一侧的主墙上分别砌筑出3道平行分布的南北向短墙,隔出4间似为“门塾”的空间,南北各2间,完全对称,个别门塾还有灶址。门塾地面加工规整、踩踏痕迹明显,早、晚两期地面可以门道对应。
北墩台顶部夯土长约16、宽约14米,主墙厚2.7~4.1米,护墙厚1.5~2.8米,散水宽1.2~1.5米,墩台最高处距龙山晚期地面约6.7米。紧贴西侧主墙又增修一道石墙,宽1.3米,将墩台西南拐角包砌。这道石墙修建于晚期地面之上,当为夏时期修葺增补而成。
南墩台顶部夯土长约17、宽约11米,主墙厚4.2米左右,护墙厚2~2.5米,散水破坏严重,最宽处约1.3米,墩台最高处距龙山晚期地面约5.6米。夏时期在坍塌墩台西侧砌筑了一些护坡短墙,并利用墩台西侧的空间修建了一座类似庭院的独立空间,以石砌房址F7为主体。F7平面呈方形,室内面积约10平方米、屋墙宽约80、高约60厘米,门道向西,室外平铺石板,形成类似“庭院”的独立空间。F7内出土花边罐、细绳纹高领鬲等晚期陶器,院墙的倒塌堆积内发现有石雕人面像1件。
外城城墙与墩台两端接缝相连,墙体宽约2.5米,沿墩台所在山脊朝东北和西南方向延伸而去。
进入门道后,南墩台西北角接缝继续修筑石墙,向西砌筑18米后北折32米,形成门址内侧的曲尺形“瓮城”结构。石墙墙体宽约2.5米,保存最好处高出龙山晚期地面4米余。这段墙体在门道内侧增修了一道宽约1.2米的石墙,两墙紧贴并行。结合门道内地层关系,这道增修的石墙修建于晚期地面之上,当属于夏时期修补遗迹。在此段石墙墙根底部的地面上,发现了成层、成片分布的壁画残块100余块,部分壁画还附着在晚期石墙的墙面上。这些壁画以白灰面为底,以红、黄、黑、橙等颜色绘出几何形图案,最大的一块约30厘米见方。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下层地面下发现集中埋置人头骨的遗迹两处,均有24个头骨。一处位于外瓮城南北向长墙的外侧;一处位于门道入口处,靠近北墩台。这两处人头骨摆放方式似有一定规律,但没有明显的挖坑放置迹象,摆放范围外瓮城外侧呈南北向椭圆形,门道入口处的遗迹略呈南北向长方形。经初步鉴定,这些头骨以年轻女性居多,部分头骨有明显的砍斫痕迹,个别枕骨和下颌部位有灼烧迹象。这两处集中发现的头骨可能与城墙修建时的奠基活动或祭祀活动有关。
除外城东门的发掘外,本年度还试掘了内城的几处地点,出土了一些龙山中期至夏时期的典型陶器。后阳湾地点发现有房址、窑址、瓮棺葬、石棺墓等遗迹,其中瓮棺葬出土的陶鬲可见宽弧裆、瘤裆和尖角裆的演进关系。呼家洼地点揭露的一座房址内,修复了方格纹单把鬲、绳纹敛口斝、绳纹敛口甗和篮纹大口尊组合,与朱开沟遗址夏阶段器物组合特征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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