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北魏羌族的道教造像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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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块北魏羌族的道教造像碑作者：李凇

来源：1994年第3期《中国道教》


　　陕西关中一带，近年来不断发现北朝至隋初的道教造像，据笔者所知，目前已有四十余处以上，其范围东起华山，西接甘陇，南至秦岭，北达铜川。较为集中的收藏地，有耀县博物馆、西安碑林博物馆、临潼县博物馆等地。1993年底，笔者在陕西彬县考察，在该县文化馆库房内发现一块北朝时期羌族部落所造道教造像碑，其形制特殊，图像丰富，对研究宗教史、民族史和艺术史都颇有价值，披之以文，以飨有心者。

　　该碑断为两截，并有部分缺损(图一)，无碑首，亦无年号，未见发愿文。文字部分仅有供养人姓名，以图为主，现存有四十一字(包括残字)、三十八个人物形象(包括残像)及二牲畜。供养人姓名共十人，分上、下两排，其能辩识者，

上排为：□□□非伏生　□□荔非豆郎
　　　　□□□荔非樟　□□(?)和
　　　　□生荔非阿亭汉(?)
　　　　□生荔非自生
　　　　□□荔非广涧(?)
　　　　□□□□□仁


下排为：邑生荔非屈利
　　　　荔非宾郎
　　　　□非兴王

　　从以上供养人姓名可以看出，这是荔非氏的一家族集体所造碑，可名之为彬县荔非氏造像碑。

　　为便于叙述分析，我将碑上图像分别编为1至40号，以下分述之。

　　1至11号为供养人，上排左右对称共八人，因顶端已残，头部及冠式不清，身份不能确定。下排三人，呈三角形构图，左小右大，题榜仅有姓名，未注明身份。从服饰上看，应是祖孙三辈：9号人物、端灯，梳双髻，是孙辈：10号人物戴冠，为息辈(北魏始光元年魏文朗造像碑上的供养人像，有题榜的息辈与孙辈形象的区别之处，正在于此，其冠式与发髻，与此碑同)。右边11号人物(荔)非兴王为祖辈，其图像最大，这不仅是恰好利用了三角形构图的长边，更主要是由于身份的缘故：供养人随身份地位的高低而决定图像的大小比例(如龙门石窟北魏帝后礼佛图)，裳的波形纹饰为其他人所无，很可能是因为质地不同——丝绸之类，他的名字也暗示了其地位：兴王，可能他就是该荔非部之主。第12号人物坐于屋形龛中，是该碑供奉之主像，为识别其宗教属性之关键。这种屋形龛中坐像，有三种可能：供养人像、佛像、道像。因其无题榜(具体世俗人物均有题榜)，并双耳垂肩，故可首先排除世俗人物的可能；又因其颌下蓄须，并戴小冠，着交领衣，又可排除佛像之可能——此乃道像也。该像双手合于腹前，手中无物，盘坐于屋形龛内。关中北朝道像主尊，有手持羽扇及空手无物两种，如临潼博物馆藏正始二年冯氏道教造像碑，四面龛像中仅一像持扇，三面道像均空手无物；又如西安碑林藏北魏田良宽佛道混合造像碑，碑阳道像坐于屋形龛中，手持扇，碑侧道像则空手无物。

　　第13号形象有些特别，立于道像龛外，左手持一物，右手握笔，身后随一马一驴(第14、15号形象)，无题榜，显然不是具体的供养人，同时也非道像系列(老君及胁侍部属)。左手所持之物应是笏板，他正在面对道像，聆听并记下老君的话语——这是介于普通人与神(老君)之间的人物：道士。关中北朝造像中的道士和道民形象，常手持笏板，如西安碑林藏熙平二年造像碑上的道士吕荣孙像、临潼博物馆藏神龟二年造像碑上的诸道民、福地水库石窟中的道士与道民，均为单手或双手捧笏，这也是辨别该碑道教性质的一项重要证据。

　　14号形象为马。北朝造像中常见有马，但大多为像主骑马上，并附题榜，标明“某氏乘马时”，马是身份的象征。此碑道士下马前行，当表示一种虔诚恭敬之态。15号形象为驴，它的含义尚有些含糊，或为祀上天之牲牢，或为护法之灵兽(如西安碑林藏有隋开皇三年白显景造老君像，像下部仿照佛教造像中护法二狮之形式，刻二驴，当有护卫道法之意⑴)。

　　神瑞二年，北魏天师道首领寇谦之得老君所赐之书，九年后，他来到京城献给世祖，崔浩上疏赞曰：“臣闻圣王受命，则有大应，而《河图》、《洛书》，皆寄言于虫兽之文。未若今日人神接对，手笔粲然，辞旨深妙，自古无比。”⑵后有寇谦之奏造静轮宫，“欲上与天神交接”⑶。可以说，这种人与神的联系交接，正是道教徒们追求的一种境界。该碑的这一段图像，正是表现此般“人神接对”的情景。

　　第16号至29号人物为又一段落，人物均着短上衣，窄袖、束腰、下穿细裤。和碑上部宽袖大裳的供养人不同，这显然是身份低一等的一群劳动者：仆人。其中第16、17、18、24号人物均持棒形物，两个上端还有环形首柄，可能是木插之类的劳动工具；第19至23号人物连在一起，共同作一活动，似在用绳拉某物。第25、26、27号残缺，仅余头部。第28号人物在推石磨，第29号人物在春臼，这是北朝时期十分看重的两项劳动，在北朝墓葬中常出土有陶磨陶碓，如近年咸阳机场一带的北周贵族墓葬群，即有不少冲这类明器⑷。

　　碑下部，第30号至40号人物为寻撞鼓吹图。其中第36号头顶一长竿(寻撞)，竿上已有四人，第五人(34号)还在上攀。右边是伴奏的鼓吹乐队：一人打腰鼓(39号)、一人敲锣(38号)、一人击拔(37号)、一人吹筚篥(40号)寻撞为百戏的一种，汉代以来就十分流行，今山东、河南等地出土东汉画像石上，时有充寻橦场面。北魏造像亦有表现，云冈石窟第38窟北壁的“缘幢童子”，即是相同题材⑸。

　　长生与乐生的观念，是道教的中心内容。彬县荔非氏造像碑所展示的，正是这样一幅“生图”，既有“饮食以养其体”(《太平经》)，又有娱乐百戏。然而，对于道教来说，“寻橦”的意义并不止于娱乐，它还进一步具有身体修炼的意义：练形。相同的一例还有西魏福地水库石窟的浮雕角抵图⑹。它有和导引术相类似的功效，道教主张肉体飞升，要在练形，形不坏，则形神不离，方可长生。

　　综上所述，此碑由上至下的内容分别为：供养家族、天宫老君、人神接对、家仆大幅度硙舂、寻橦鼓吹。和汉代画像石的手法相似，以分格的方法构图，而这几个相对独立的部分又通过道教教义紧密联系在一起。

　　再谈碑的作者及年代。

　　荔非氏为羌族。《广韵》：“羌复姓有荔菲氏”，又作荔非、利非、丽飞。这个由河西走廊东迁过来的游牧民族，生产方式逐步由射猎变为田畜，北朝时期在关中渭北一带十分活跃，著名学者马长寿教授已有专著⑺，不再赘述。彬县的羌族活动，早期见诸于记载的有《晋书》，其“‘江统等传”曰：“徒冯诩、北地、新平、安定界内诸羌，著先零、罕开、析支之地”⑻。新平即今彬县姚秦建都长安，更使羌之势力在关中达到顶峰。
羌人的宗教活动比较普遍，姚秦笃信佛教，当有利用佛教来统一关中汉、羌、氐等族文化之意图。彬县的佛教活动，较早见于记载者，有《魏书》所载姚苌侠杀苻坚于新平佛寺⑼。羌人在佛教传入之前普信巫术，尤其是甘陇西羌，信仰鬼神之风盛行。这种宗教观念是极易接收道教的。史籍所载羌民与道教的联系，最早一例是《晋书·怀帝纪》称水嘉三年(309年)“平阳人刘茫荡自称汉后，诳惑羌、戎，僭帝号于马兰山。支胡、五斗史郝索聚众数千为乱，屯新丰(今陕西临潼县西南)，与茫荡合势”⑽。诚如饶宗颐先生所指，其名上有五斗之号，必为信奉五斗米道者⑾此处所称马兰山，即在彬县之北邻。至北朝，由于佛教的兴盛及新天师道、楼观道的崛起，关中羌民除信奉佛教外，尚有不少信奉道教。遗存至今的造像碑中，多有羌族姓氏。如近年在渭北耀县一带新发现的一些造像碑，仅以荔非姓为主要供养人的就有四通：计有北魏荔非周欢道教造像碑、西魏任安保六十人佛教造像碑、北周荔非兴度观音造像座、荔非郎虎造像碑座⑿。此外，还有西安碑林藏北周荔非明达造像碑(据称来自华县一带)⒀。从这些造像碑的出土范围看，羌族荔非氏的活动范围在北至耀县、东达华山、西至甘陇这样一个三角形区域内，彬县恰好正在其中。彬县荔非氏道教造像碑，正产生在这样一个宗教氛围之中，与以上诸荔非氏造像碑为同类同期之物。

　　每个时期的造像碑都有各自特定的制式。比较关中同期造像，我们可以推测出该碑的大致年代。该碑供养人左右对称的排列方式，和临潼正始二年冯氏道教造像碑的供养人排列方式一样，只是后者的供养人下部着裤，而彬县荔非碑供养人下部着裳，当是受服饰改制(孝文帝汉化政策)的影响更深一些，时间也就会晚一点。其龛形与道像坐式、服饰，和西魏第一年(大统元年)福地水库石窟的像主王洛生坐像十分相似⒁，只是石窟中道像主尊之衣裙已垂至龛外，而彬县荔非碑道像无外垂衣裙，时间要早一些。其人物造型风格清瘦，也是受南朝文化影响的证据。因此，该碑的凿造时间约在正始年以后的北魏末期(508—534年)。

注释
⑴王仁波主编《汉唐丝绸之路文物精华》第l56页，龙出版(香港)有限公司、1990年。
⑵⑶《魏书·释老志》，中华书局标点本，第3052页。
⑷贠安志编著《中国北周珍贵文物》，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3年。
⑸宿白主编《中国美术全集·云冈石窟雕刻》，第195页，文物出版社,1988年。
⑹⒁延安地区群众艺术馆编《延安宋代石窟艺术》，第2-6页，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83年。
⑺马长寿著《氐与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马长寿著《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中华书局，1985年。
⑻⑼⑽《二十五史》，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第1422、2406、1260页。
⒀马长寿著《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第213-215页、第74页。
⑾饶宗颐著《老子想尔注校证》，第15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⑿陕西省文物普查队“耀县新发现的一批造像碑”，《考古与文物》1994年第2期第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