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北魏陶俑的艺术风格与工艺特征（上）

陶私

公元4世纪末，居于塞外的边疆少数民族鲜卑拓跋氏逐渐强大，并率兵南下，联合汉族士族集团，建立了北魏政权。拓跋氏入主中原，统一北中国，先后在山西平城和河南洛阳定都，北朝末年又迁于邺城（今冀南、豫北一带）。特别是北魏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历经六帝四十一年，洛阳地区成为北朝政权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加速了黄河流域的民族融合。洛阳地区北魏墓葬中出土的众多陶俑，真实地记录了这一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为我们研究河洛文化及陶塑艺术的发展，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一、洛阳地区北魏陶俑出土概况
    瀍河两岸的北邙，是北魏统治集团的墓区，帝陵与贵胄墓葬栉比。北魏皇陵元氏诸墓，均埋葬于此，并出土了大量陶俑。其中元邵墓（孝文帝之孙）以牛车仪仗为中心的俑群构成，显示了继西晋旧有传统的北朝社会生活现实。该墓于1965年发掘，出土陶俑达115件之多，皆为泥质灰陶，头和身躯分别模制后，插合成整体。全身施粉彩，服饰、甲胄等又加施朱彩。形象生动且保存完整。有文吏俑、扶盾武士俑、铠马武士俑、骑马鼓吹俑、击鼓俑、侍俑、伎乐俑、舞俑、胡俑、童俑等，又有一些陶塑的马、骆驼、驴、牛、猪和镇墓兽等，反映了墓主人以牛车为中心，出行时侍卫、部曲、奴婢、伎乐等前簇后拥的仪仗场面 [1]。
    洛阳纱厂西路发掘的一座北魏墓，出土陶俑26件，其中有文吏俑，武士俑、女侍俑、女仆俑、镇墓兽、胡俑，还有骆驼、牛、鸡、狗、羊、猪、牛车等。尤其是2件女仆俑，呈坐姿，身穿交领长裙落地，突乳，隆腹，显脐眼，造型独特，较为罕见。其中的一件女仆俑，坐于陶碓的底板上，左手扶碓，作舂米状，生动地反映出下层劳动群众劳作时的情景[2]。
    1974年发现的北魏元乂墓，据《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记载，早在1925年曾被盗掘，除出土有元乂墓志外，同时出土陶俑达数百件之多，遗憾的是这些珍贵的艺术品已流失。[3]1979年清理的元暐墓，曾于1928年被盗，出土的陶俑也流散各地。
    1985年在洛阳孟津发现的北魏侯掌墓，是一座有准确纪年的墓葬，墓主人系北魏较高级的地方官吏。随葬器物基本是陶器。称得上　陶塑品的有武士俑、男胡俑、男女侍俑、镇墓兽以及骆驼、狗、鸡、马、牛等。陶俑皆为单模制成且平背，富有特色。[4]
    1989年发现的北魏王温墓，除在墓室东壁保存有壁画外，还出土87件随葬器物，大部分为随葬的彩绘陶俑和动物模型。其中镇墓兽2件，镇墓武士俑2件，武士俑7件，骑马武士俑4件，男侍俑36件，女侍俑1件，伎乐俑5件，披裘俑4件，跪坐俑2件，思维俑1件，陶羊1件，陶牛1件，陶驼1个。根据墓志记载，墓主王温为北魏一名异姓将领[5]。
    在偃师杏园村发现的洛州刺史元睿墓，出土随葬的各类陶俑24件，其中有文吏俑6件、扶剑武士俑1件、持盾武士俑2件、男侍俑1件、女侍俑4件，另有牛车、陶马、陶牛、陶驼、陶鸡、陶狗等[6]。
    1989年清理的一座偃师南蔡庄北魏墓，虽然多次被盗，但仍出土陶塑作品20余件，其中有武士俑、文吏俑、女侍俑、女骑俑、右袒男侍俑、镇墓兽、陶马、陶牛、陶羊、陶狗、陶鸡、猪等[7]。
    另外，北魏永宁寺塔基的发掘，出土了一批北魏时期的泥塑像，其中有小型泥塑像三百余件，多为贴靠在壁上的影像；还有几件等身大小的菩萨像残段及手、脚、发髻等大型塑像的附属部件。塑像均为手工捏制，塑像中的服饰、发髻、冠巾等多不相同，造型精致，形态秀丽，比同时期的石窟造像更精美、更细腻、更生动，是现存北朝陶塑的精品，也是反映佛教题材陶塑作品最为集中的一批资料。[8]
    以上是对洛阳地区北魏时期陶塑艺术品出土情况的简要概述，当然，这并不是全部。仅从已发表墓葬的资料来看，在洛阳地区，以陶塑品随葬在经历了魏晋时期的低谷以后，又有上升发展的势头。历年来发掘的北魏贵族墓葬，随葬陶俑少者几十件，多者达数百件。北魏陶塑在长期的动荡和战争洗礼中，自身寻求变化，表现现实生活，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并为隋唐陶塑艺术的鼎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北魏陶俑的题材和内容
    北魏时期的陶俑，仅从已公布的实例分析，在题材上表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有关佛教艺术的题材出现。这类题材的陶塑作品以北魏永宁寺塔基出土的泥塑像为代表。这些泥塑像为手工捏制而成，其中有头像和身像。头像有十余种，一般长7厘米，颈可插入身像躯体内。根据脸形、冠帽、发髻等特征观察，其身份主要有菩萨、比丘以及供养人中的文吏、武将、男仆、女侍等。身像一般高15厘米，其身份与头像相同，除了菩萨、比丘造像外，其余多为一些不同身份的供养人像。多仿高浮雕，有坐像和立像两种。
    北朝时期佛教盛行。据《释老志》、《洛阳伽蓝记》记载，孝文帝太和元年，平城新旧寺约一百所，各地六千四百七十八所。到了魏末，洛阳一千三百七十六所，各地寺庙达三万有余。著名的龙门石窟，也是在这一时期开始开凿的。北魏佛教的发展，可谓盛极一时。浓郁的佛教氛围，自然也带来了佛教艺术的繁荣。北魏知名的佛画家，如杨其德[9]、王由（字茂道）[10]等。与此同时，当时的陶塑匠人以泥塑的形式，反映有关佛教的内容和题材，宣扬佛教的精神，则成为这一时期陶塑艺术的新特点。
    二是随着北魏时期民族的融合与文化的交流，陶俑中体现出浓厚的少数民族文化特征，尤其是鲜卑文化的特征。这是因为，北魏本身就是由鲜卑族拓跋部建立的政权，加上北魏政权统一北方后，实行了一系列的汉化政策，这样就加速了民族融合的进程。内迁各族和汉族的融合极大地丰富了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如饮食和服饰中的胡饼和胡服，音乐方面的胡汉混合乐等。在随葬的陶塑中出现了大量的与少数民族有关的内容，如胡俑、陶骆驼，以及有关陶俑中所体现的胡服与胡乐等。
    三是反映墓主人生前以牛车和鞍马为中心的仪卫场面大量涌现。它与同时期像画像砖和壁画墓中所表现的《出行图》如出一辙，是北魏皇族以及世家大族势力膨胀、走向奢靡的真实写照。北魏以来的重要人物，特别是驰骋疆场的武装将领，地位显赫，最为奢侈贪婪，这些人的墓葬出土大批步兵、骑兵、男女侍从、舞乐、镇墓兽、马、骆驼、驴、猪、鸡、狗羊等陶俑形象。就洛阳地区出土的北魏陶俑而言，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以北魏皇室元氏诸墓以及大臣墓，如元邵墓、元乂墓、元睿墓、侯掌墓、王温墓等，随葬的俑群均表现为出行仪卫的盛大场面。
    洛阳地区北魏墓葬出土的陶俑，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文吏俑：一般头戴冠，身着袍衫，腰束带。或双手下垂，或拱袖而立，容貌秀雅，温良恭谨，具备北朝艺术的特征。具体表现为：身材修长，穿圆领、开领或斜领的衫或袍，外套裲裆，腰束带，下身穿大口裤，双手合拱，或一手置胸前；另有一种头戴小冠，长袍及地，衣袖博大，一副清秀超俗，潇洒不群的卿士风流状。如在偃师北魏元睿墓中出土的6件文吏俑，均为头戴小冠，上穿左衽宽袖长衫，下着束裤、足蹬靴，腰束带，双手拱于胸前的形象。小冠，时又称为“平上帻”，是从汉代的巾帻流传下来的一种冠饰，但与汉代略有不同的是小冠多无梁，帻后加高，体积逐渐缩小至顶。这种小冠被使用于上下各个阶层，并流行于南北不同的地区，甚至于孝文帝改服制以后，依旧使用。
    文吏俑所穿的衫或袍，是北朝汉族男子的常见服饰，尤其是衫，在北朝十分流行。袍和衫在形制上有很大区别。袍袖端收敛，并装有祛口；而衫却不施祛，袖口宽敞。由于它穿着宽松、舒适，受到王公贵族和一般平民百姓的喜爱。外套的裲裆，也是当时最为常见的服饰之一。文吏俑下身所着的大口裤，原是北朝北方少数民族的服饰。汉以前，北方少数民族为了便于轻骑，多着紧窄的长裤，后随着与内地的文化交流，中原汉族人民也开始接受这种服饰。东汉末年，流行一种裤管肥大的大口裤。
    到南北朝时，和大口裤配套的上衣叫褶，褶与大口裤穿在一起叫裤褶。上至帝王官宦，下至庶民百姓都穿此服。裤褶的基本样式较汉族服装紧而窄小，衣长与膝齐，裤管宽松，下长至足，冬天外加披风。文吏俑头戴的小冠、身穿的裤褶衣、窄袖短衣、束腰带、足蹬靴等，有一部分是对中原地区传统服饰的继承和发展，而大部分则是吸收了北方少数民族服饰文化的精华。　
    武士俑：分扶盾和按剑两式。武士俑一般头戴尖锥形或平顶形盔，身穿圆领窄袖长衣，外罩铠甲。右臂曲举，手握拳，有孔眼。左手有的下垂贴体，有的握拳平举，拳眼向上。这种俑多形体高大，是其它俑的一倍以上，颀长威武、瞠目决眦、鼻梁高耸、嘴角下撇、面目狰狞，头戴护耳头盔，身穿有护颈的明光铠，云肩式搭膊，下着护腿甲裙，右手握拳，左手按狮面、虎头长盾，全身甲胄包裹严密。明光铠是一种在胸背之处装有金属圆护的铠甲。圆护大多用铜铁等金属制成，打磨得十分光亮，犹如镜子。穿着它在太阳下作战，会反射出耀眼的“明光”，故而得名。这种铠甲在南北朝的后期开始普及，直到隋唐时期，仍为军队将官的主要装备。
    铠马骑俑：出现于魏晋时，由于北方游牧民族骑兵的影响，北魏时期中原骑兵的骑术和马具进一步完善。铠马骑俑是北朝政权新出现的具有较强战斗力的兵种，骑士头戴兜鍪，身穿铠甲，腿裹甲裙；战马则周身披铠，唯露五官与尾、腿，鞍辔齐全，在北朝的后周、西魏、东魏、北齐墓中都有这种铠马骑俑的出现。它真实地记录了少数民族的内徙、汉化进程和给中原带来的粗犷豪爽气息。略晚于此的中原墓中的铠甲骑俑，表现更加细腻，装备进一步完善。铠马骑士俑装备的完善与精致，北方人的风帽窄袍、长靴袴褶与中原汉家的小冠博袖长衣相映成趣，真实地记录了少数民族的内徙汉化的过程，和给中原大地所带来的粗犷豪爽气息。（图四：北魏武士俑与铠马骑俑）
骑从俑：包括骑从仪仗和骑马鼓吹俑群。在北魏俑群中，骑俑无疑更多地具有少数民族的风格，其服饰特征也较鲜明地表示了他们的族属。特别是那些头戴折沿毡帽（浑脱帽），身穿半实襦，或头戴风帽、脚登长靴的俑，代表了当时游牧民族的典型服装。在骑从俑中，也有戴小冠与笼冠、博衣长袖的文吏，则完全是汉家打扮。
    骑马鼓吹俑群，是伴随着铠马骑俑同出的马上军乐队，其吹奏的乐器一般有鼓、长角、笳、笛、箫等，所吹奏的乐曲节奏鲜明，音响洪亮高亢，风格古朴威猛，比之先秦雅乐、丝竹器乐，具有明显的雄壮、粗犷、刚健、热烈的特色。所谓的鼓吹乐，实际上就是指吹管乐与打击乐合奏的一种音乐艺术形式。鼓吹乐在北方草原上曾以马上之乐的姿态，于“出入弋猎，旌旗鼓吹”的社会生活中，作为财力和权力的象征，宣扬其威严的气势。鼓吹乐在汉代传入中原后，继续以其品格、风貌被宫廷采纳，甚至形成一种制度，初始为皇室专用，后亦将其当作殊恩赐给边将与臣下。
    随着北方少数民族的进一步南迁，民族融合步伐的加快，这种音乐形式在北朝时期得到了广泛的流传和发展。北朝的鼓角横吹，在军中多是骑马鼓吹，是马上击鼓、吹角与其它胡乐的结合，击鼓骑俑一般是双手执桴，敲击平置的板鼓，吹角骑俑则双手高擎胡角，仰首作吹奏状，这些乐俑多着北方的风帽和窄袖的袴褶。在洛阳北魏时期的偃师染华墓、偃师南蔡庄联体砖厂二号墓、洛阳元邵墓均出土有鼓吹乐舞俑。尤其是在洛阳北魏常山文恭王元邵墓中发掘出土的各类彩绘陶俑共有百余件，造型优美，别具特色，很像是列成阵势的仪仗俑群，其中鼓吹乐俑14件，包括伎乐俑、骑马击鼓俑、击腰鼓俑和舞俑等几类。
    鼓吹进入朝堂，成为宣扬威仪、标志身份之卤簿仪仗的组成部分。这些模拟了当时社会生活的鼓吹乐俑，随葬于贵族的墓中，为我们形象地展示了北魏时期仪仗队伍中的鼓吹乐的组合形式。鼓吹乐舞俑与那些威武雄壮的铠马武士俑、按剑武士俑、双目圆睁的持盾俑、仪态严谨恭正的文吏俑、卑微的奴仆俑等组合在一起，再现了墓主人以牛车为中心的外出仪仗队伍的豪华与宏大场面。
    男侍俑：在北魏皇室元氏诸墓以及大臣墓中，常伴有男女侍俑的出土。其中的男侍俑，多表现为头戴小冠或圆顶风帽等，穿左衽衫，下着裤，或穿左衽开口长袍，腰束带等。有的作袖手拱立状，有的作手中持物状。孟津北陈村北魏王温墓出土的男侍俑达36件之多，均为头戴小冠，方额大耳，上着宽袖衫，腰束带，下着长裤，作侍立状。也有的男侍俑，头戴小毡帽，身着对襟长衣，腰束带，表现出一副社会下层贫民的形象[11]。
    女侍俑：北魏皇室元氏诸墓以及大臣墓中出土的女侍俑，是当时宫廷以及贵族府第侍女的真实写照。如洛阳南蔡庄北魏墓曾出土的10件女侍俑，均头梳高髻，内穿长裙，外着宽袖短衣，腰束带，双臂曲置胸前的形象。[12]洛阳孟津北陈村北魏王温墓出土的女侍俑，同样梳有高髻，眉清目秀，肩有披巾，腰束长带，上着宽袖衫，下着长裙。王温墓出土的女侍俑，头梳双螺状的高髻，或双鬟的矮髻，上衫下裙，服饰下加涂朱彩。
    同时，还出土有一部分家内劳作形象的侍仆俑，在浓重的兵戈相争时代带来了温馨安祥的气氛，具有生活的气息。女侍仆俑分站式与蹲踞式，站立的女仆俑多双手托盒持瓶，持物操作，长裙短襦，胸部略袒，内穿无领内衣，左手下垂挽握裙角，腰带宽长，风姿温婉，发型有双丫髻、元宝髻，有的云鬓高堆以帢束之，与南朝女子发型相近。蹲踞式的女仆俑作单膝跪坐和跽坐状，执箕、水盆等物，两手前伸似捡淘粮米。
    从北魏出土的女俑来看，身穿宽袖短衣、下着裙的襦裙式，是当时妇女的主要服装。这种服装宽衣博带，体现的是一种宽博的风格，其特点是开领、衣袖宽大，腰间用帛带系扎，上穿宽袖短衫，下系及地长裙。裙褶规则地列于腰间或身后，衣纹稠密，衣袖宽垂至膝部以下。腰身紧束，身材修长，与同期石窟造像中的女性身态接近。在襦裙式的服装中，也有的女俑着窄袖上襦，与长裙相配。
    这是受胡服影响变化了的一种服饰。其特点是腰身紧窄，腹部略显前凸，与前述的宽衣博带形成鲜明对比。然而由于穿着它灵活方便，“利用驰射”等，在传入中原后，迅速被广大百姓所接受并流传下来。此外，也见有身着窄袖长袍、肩有披帛的女子形象。上衣下裤式，即袴褶式。其基本样式为上着宽袖长衣，下穿大口裤，两膝处各束一带。这种袴褶服最初是作为北方少数民族的骑射之服。传入中原后加入了汉族传统服饰文化的观念，裤口加宽，褶衣袖口加大，左衽改为右衽。另外，为了便于活动，还将裤子上提至膝盖处用结带所缚起来，称为缚裤。
在女俑中还有一种带笼冠的女吏俑。女吏俑褒衣博带，手挽裙角，神态悠闲，一副养尊处优的样子。《魏书?后妃传》曾记载北魏皇室后宫，有执事女官共五级二十二类，这种笼冠女吏应该是象征贵族内府的管事女吏。这里女吏俑所戴的笼冠，类似汉代武士所戴的弁，是人们在冠帻上加以笼巾而形成的。其形制为平顶，两边有耳垂下，戴时罩于冠帻之外，下用丝带系缚。因原来质地为较软的织物，涂漆以后，变得坚硬，成为笼状的壳，罩于发上，至颔下相扣合，所以又称“漆纱笼冠”。以往多认为笼冠出自胡服，但从出土的形象资料来看，笼冠是先在中原地区流行流行以后，才逐渐传到北方，成为北朝时期的主要冠式之一，男女皆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