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北魏陶俑的艺术风格与工艺特征（下）

陶私

胡俑：北朝时所谓“五胡乱华”，实际上是鲜卑、匈奴、羯、氐、羌等少数民族和汉族的融会。在北朝陶俑中，少数民族的形象与汉人形象有着明显差异，胡俑就是突出的例子。胡人俑多高鼻深目，满头卷发，头戴瓜形小帽或小毡帽，圆领窄袖长衫，穿肥裤，登长靴，担任执事、侍役、僮仆、御夫的角色，特别是牵马、牵驼的胡俑，与唐三彩的胡俑在造型上有直接的传承关系。在洛阳与豫北出土的胡俑，都具有欧罗巴人种的特征。洛阳孟津北陈村北魏壁画墓出土的一件，名为思维俑，又称童俑，是典型的胡人僮仆的形像。形体矮小，头戴毡帽，发卷曲，高鼻深目，身着白色圆领窄袖袍，足穿白色高靴，左腿平屈，右腿蹲直，头向左侧倾斜，右手支托头侧，左臂自然下垂，垂目作思维状。     男女乐俑：随着民族的大移动，西北民族的音乐开始输入中原，而中原败落的贵族内眷流离于胡狄族群中，不少人沦为伎人，北朝乐俑所持乐器，有胡乐的鼓角笳笛、琵琶等，也有汉乐的瑟琴箫管。洛阳所出男性乐俑，短襦宽裤、束发于顶，所持乐器以胡乐为主，长鼓、腰鼓、板、笛、角等合奏，表现的是北方民间艺人的演出景况。
    作为北朝文化中心的洛阳，陆续出土了不少的女舞俑，头梳双鬟，长袖褶裙，舞姿曼妙，这种服饰与同朝代的巩县石窟寺“礼佛图”中的女供养人，邓县学庄画像砖上的出游贵妇，东晋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摹本中的女性，都相近可彼此参照，以见时尚。这些舞乐俑，姿态不一，有的双腿跪坐，两手向前平举，有的右腿向前斜跪，有的双手向左侧举起，作拍击状，等等。陶艺匠人所着意刻画的乐俑瞬间的动作，以增强俑像的动感和变化。
    洛阳地区出土的北魏陶塑品中除了大量的人物形象之外，以动物为题材的俑像仍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出于游牧民族的生活习性，北朝的陶塑动物，多重视牛、马、骆驼等负载牲畜。因此，陶塑动物中突出的便是牛、马和骆驼。陶马被塑造得四蹄矫健、鞍鞯华丽，具有一定的艺术水平。陶塑骆驼，从北朝开始出现，制作也有相当的水平。
    元邵墓中出土的一件骆驼，昂首屹立，双峰间设鞍，上被长毯，毯上横置货袋，仿佛正在跋涉远行，是北朝陶塑艺术中颇具特色、令人爱不释手的作品。驮粮财的动物则是这一时期出现的新题材，其形象更为写实，装饰更为华丽。牛的造型一脱西晋的拙厚敦重，而变得仰首耸肩，尖角长而高耸，颈肉下垂，身披缨络革带，带子交接处饰以圆泡，雄健而华美。鞍马、驮粮物的马和驴，姿态各不相同，辔铃、缨络、鞍桥、障泥等马具饰物完备。驮物的马背上负有粮袋和猎获的兔雁等。
    北朝人多出身游牧，较汉人更熟悉马、喜爱马，马俑塑出其肥圆健壮、骨胳肌肉自然匀停，更符合实际而不再作过多的夸张。骆驼形态有直立和跪姿两种，背驮皮囊、丝绢、大雁、兽腿、野猪等财货猎物，是唐代三彩骆驼的前身。跪姿之驼则后腿撑起作跃然欲起之势，古人认为，骆驼卧姿屈足漏明，则能行千里，这正是富有经验的塑工所追求的良驼形象。其它的家畜家禽，则多被塑成曲肢伏卧状，陶猪以侧躺抚育乳猪的子母猪形象为主。
    镇墓兽：北魏时期，随葬镇墓兽的墓葬明显增多。镇墓兽在魏晋单体走兽形式的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出现了人首和兽首双镇墓兽，一般是成对的出现，蹲踞于方形或长方形的底板之上。狮子自汉时作为西域珍兽输入中国后，历魏晋至南北朝，随着佛教的传播，经变故事中的狮子形象遍及民间寺院，从而也改变了中国传统镇墓神兽的形象。洛阳北魏元邵墓出土的一对镇墓兽，一件为狮首，另一件为人首。
    人首镇墓兽头上长角，面目狰狞可怖。洛阳孟津北魏王温墓中出土的两件镇墓兽，同样是一件表现为狮面，巨口大张，目圆睁；另一件为人面。所不同的是人首镇墓兽头戴三角形尖顶帽，翘鼻呶嘴。又如北魏侯掌墓出土的一对镇墓兽，一件为人面，仰首吐舌，长发披肩；另一件为狮面。这说明北魏晚期在镇墓兽的表现体材上基本相同，均为蹲式，蹲于长方形底板上。（图七：北魏镇墓兽）但是，在镇墓兽人面或狮面的刻画，形态各异，古代陶塑匠人在同类的题材中，在有限的变化空间中，创造出了丰富多彩的艺术形象，表现出了高超的技艺和艺术才华。
　　三、洛阳北魏陶俑的艺术风格与制作工艺
    北魏陶俑是这一历史阶段艺术的代表，显示了中原汉民族农耕文化与北方草原游牧文化的大汇流，以及在盛极一时的佛教造像雕塑影响下所出现的陶塑艺术的崭新面貌。尤其是受佛教的影响，在全国各地先后凿窟造龛，使佛教石窟造像雕塑艺术快速发展，这样也促使陶塑艺术迈向一个新的境地。陶塑匠人的塑造技法得到进一步提高，题材和类别渐趋多样化，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与地域特征。
    这一方面表现在陶塑作品从拙质古朴走向精致俊雅。从洛阳出土的北魏陶俑来看，已从西晋及北朝早期的呆滞古拙，转向生动自然；从仅具轮廓，转向注意细部刻画。从人物的面相刻画来看，代之两晋的面相宽方、呆滞古拙而起的，是北魏的小颐秀颈、眉目开朗，体态修长的“秀骨清相”式。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中崇尚一种宁静和含蓄的理想境界，形象写实，比例匀称自然，有清秀端丽之感。对人物服饰、面部民族特征的刻画更为注重。为追求这种修长典雅的风姿，不惜改变原来的人体比例，把身躯拉长，形成了清俊，颀长、面带微笑，衣纹呈垂直状，“曹衣出水”般的线条画。
另一方面，在陶塑作品中充分流露出时代气息的同时，在艺术风格上又与南朝陶俑形成截然不同的两种天地，体现出雄健和身由放浪的社会风气。这主要是中原地区当时处于民族融合的大熔炉之中，吸收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的结果。这一艺术风格的变化，在北朝与南朝陶塑艺术品的对比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东晋南朝的陶俑，沿袭汉魏西晋的传统，数量也较少。在造型上着重体现的是均匀协调，比例适度。
    北朝的陶塑，无论人物或动物的制作，都已突破了前代古拙生硬的作风，而注意神态的刻画。尤其是在北方由于少数民族的人主的历史背景下，出现了极具时代特征的甲骑具装俑。北朝陶塑在继承汉代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又吸收了佛教艺术的特点。人物俑或威武昂藏；或温文恭谨；或秀骨清像。陶塑动物中还出现了造型十分生动的骆驼俑，马俑和镇墓兽俑。骏马多是鞍辔鲜明，挺立欲嘶，劲健异常，这可能与古代鲜卑族对骏马的特殊喜爱有关。而且，还出现少数民族的人物，多以出行、仪仗的形式排列，间有庄园内的生活情景，例如男俑的装扮，女俑的服饰，画眉涂胭脂，胸口敞开，反映出北朝自由放浪的风气。
    北朝与南朝在陶俑上所表现的艺术风格的不同，是与两种社会的习俗密切相关的。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所以说，北朝的文化是盛唐文化的准备。而南朝则处处体现出一种颓废侈靡的文化气息。陶塑艺术品作为一种物质文化，是社会历史和文化的载体，南朝和北朝陶俑的表现形式和艺术风格的截然不同，是南北不同文化习俗的真实反映，从服饰上和风度上，北朝都显示了汉人生活中所受鲜卑文化的影响，具有一种雄健之风。
    从制作工艺来看，承前启后、新旧交替，是洛阳地区北魏陶塑艺术发展的重要特征。彩绘陶俑陶质多为泥质灰陶，一般是先制模具，由双模（合模）制成，腹内中空呈筒状，接缝痕迹明显，头、身分另别模制后插合在一起，略加修整，入窑焙烧后施白粉或粉彩，然后将服饰甲胄绘以红、黑、桔黄等色，一些武士铠甲、头盔、马与驼的鞍鞯佩饰有贴金现象。
    在出土的北魏陶俑中，我们还发现有些俑像为半模（单模）制作，如1989年清偃师南蔡庄北魏墓出土的武士俑，只塑出俑像的前面半部分，而背部不塑出，显得平直；又如孟津侯掌墓出土的陶俑，皆为半模制成，体型较小，平背，表面罩一层白色陶衣，再施彩绘。这种单模制出的俑像，随葬是很可能是竖贴墓壁而立。也有少量为手工捏制而成。尤其是一些需要表现手法细腻的物像，多为手工捏制而成。如永宁寺塔基出土的泥塑像，均为手工捏制，泥土细腻，塑工精湛。小型的塑像，多仿高浮雕手法，部分身像的背部，（有后背也有前身），在制作成型后，被削切成一个平面，以便粘贴在墙壁上。大部分塑像还饰有彩绘。
    总之，在整个北朝时期，游牧民族、西域文明与中原农业文化的融合交汇，是洛阳地区出土陶俑群所体现出的最明显的一个艺术和时代特征，它反映出中国一次深刻的民族文化整合现象，并从而使传统的墓葬陶塑风格为之一新，为隋唐陶塑艺术的辉煌打下了基础。